有过物质匮乏记忆的人们恐怕还记得，从小就被教育要艰苦朴素，把心思花在内心修为、学习和工作上，而不是沉浸在钻研吃穿里，可实际情况真的这么泾渭分明吗？以奢华著称的瓷器wedgwood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上海很多人家会买一套放在柜子里，简直像镇宅之宝一样。女作家潘向黎说，当时一套瓷器要卖、块钱，相当于一个人半年的工资。按照他们的收入来讲这种做法非常出格，而且当时的居住面积都很狭小，桌子也小，摆这么一套英式茶具，比例特别不协调。潘向黎是福建人，12岁随着父母定居上海，她既深入上海的生活，又带着客观的眼光，还有小说家的敏锐，能发现这种本地人可能不太留意的画面。

wedgwood茶具

如果按照全国“外省人”对上海人的刻板印象，这个细节简直是矫揉造作的巅峰。可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里，这却是一个普遍现象：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着一部分现实生活中无法充分实现的理想，但它能为未来带来希望。人们经年累月对这种理想的诉求，慢慢转化到他们十分珍视又可以获得的事物上。商品就是最常见的，从现实生活通向理想和希望的桥梁。20多年前,市场经济的初期，没有宽敞的客厅与优渥的生活，可宾主们端着绘有精美图案，泛着微光的茶杯，就仿佛隔断了匮乏的现实，进入一种雅致富裕的生活图景里。

这种不切实际的充满渴慕化身的商品，并不是纯粹的虚幻。社会学家延斯·贝克特认为，当商品变成了代表其他抽象或遥远事件的价值和理想，它们所带来的就是欲望在精神层面的实现。wedgwood的茶具放在逼仄的房间里虽然因为反差而有点荒诞，可它也是快乐源泉和奋斗的风帆。潘向黎说，她对记忆中这个画面非常感动，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执着。这样的家庭走出了上海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拨留学生，第一批白领，买了上海第一批商业住宅。

物品超越使用价值，具有鼓舞人心、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功效是现代的产物。工业革命之前，人人生根在自己的阶层里，甚至连服装款式、面料和颜色都互不混淆。年的一本时尚手册里写道：“在那个时期，优雅只属于特权阶级。拥有一个贵族头衔是成为时髦人士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每个阶层都有其服装款式风俗，以及习惯，在这方面子凭父贵，出生低等阶层的人只能自叹不如。”

《理智与情感》剧照

工业革命让事情发生了变化，社会流动性变强，金钱可以让任何人跳出原生阶层，而新的社会位置需要显眼的坐标。新富阶层不再受法律约束而穿成贵族模样，也在言行举止、生活方式上力求上等。高级物质和品位替代家徽和贵族姓氏成为地位的象征，也是后来者力争上游的奖赏，物质与精神就此密不可分。

潘向黎注重精致生活在文学圈里小有名气，她谙熟古代诗词散文，对茶文化也很有心得，专门出版过关于饮茶的《茶可道》，兴致好的时候也想效仿张岱，做一桌风雅的饭菜。在生活中，她坚持只穿天然面料，如果是羊绒一定要贴身。这个习惯来自日本留学的经历，她兼职的公司经营高级服装，“中国人当时不是这种概念，我就跟他们争论，那样穿会不会痒。首先品质好的羊绒衫是不会痒的，并且这对公司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虽然别人看不见你羊绒衫里有没有打底，可你一定会在跟客户的交谈中流露出一种不舍得贴身穿羊绒的人的那种感觉。”潘向黎说。

这家公司的核心是做品牌，员工对待羊绒的态度是专业度，也代表着公司的份量：贴身穿才能感受到上等羊绒衫如春风拂面般的温柔，可它不可避免的接触汗水，频度高的清洁让损耗速度加快，生活习惯被换算到穿羊绒衫的成本里分出高下。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阶层的坐标就这样变得多维度。物质依旧是最直白的方法，生活习惯也被分出等级来，健美的身材不但说明科学饮食，并且暗示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在健身房里。更不用说精神世界的趣味，音乐鉴赏力的高下，体育运动的种类，背后是修养，也是时间和金钱的培育。连看起来永远在穿一件衣服都有门道，总穿灰色T恤的扎克伯格，他的T恤来自意大利奢侈品牌BrunelloCucinelli,总穿黑色T恤的乔布斯，他的衣服是跟日本品牌三宅一生订做的。

人人几乎都有出类拔萃的愿望，很难说它不通过物质，或者说以各种方式折合换算后的物质来呈现。保罗·福塞尔写的畅销书《格调》早就探寻过社会阶层与生活品位的对应关系，虽然这本书也遭遇了嘲讽，但不能否认它说出了至少部分真相:外貌、休闲方式、购物选择、精神生活、言谈举止等细微的品质确立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网友们如今对“程序员风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