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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天津日报新中国成立后，红色经典作品的影视改编蔚为风潮。《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旗谱》等均有多个版本问世，相较之下，银幕之上对孙犁作品的改编却比较冷清。第一个对孙犁作品进行改编的应该算孙犁本人。据孙犁晚年回忆，年轻时他对京剧、电影都很感兴趣。在北平流浪的时候，他住在东单牌楼，晚上，一个人走着去西单牌楼看电影，到鲜鱼口去听京戏。这些艺术熏陶都使他偶尔技痒，试图拓展自己的创作领域。年，孙犁曾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剧本内容现在已看不到，不过，从他给康濯的信中可以了解到大概情形：“电影剧本草稿已成，不过把《荷花淀》《芦花荡》及《采蒲台》综合起来而已。”剧本完成之后，送上去审阅。茅盾给予了肯定，周扬则认为不妥，认为他“写的只是印象，而且想象的印象有许多。”尽管孙犁并不同意周扬的观点，但在当时文学经典电影改编热潮中，同样以白洋淀为背景、表现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最终入选，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孙犁电影剧本的“落选”，主要原因在于孙犁的作品整体以抒情性见长，与那个时期追求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模式不相符。孙犁也很了解自己的写作与时代审美的差距，自此对电影剧本息了心思，专心耕耘文字园地。第二个改编版本出自长春电影制片厂。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搬上了银幕。该片由罗泰导演，袁乃晨和任彦芳编剧，电影剧本曾刊载在《电影文学》年第2期上。当时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看过剧本后认为：“《风云初记》保持了孙犁原作的风格，人物各自性格分明，生活气息很浓，是一个好本子。”然而，电影是一项综合的艺术形式，仅有好的电影剧本远远不够，导演、摄影、演员等诸多因素缺一不可。据任彦芳回忆，影片拍摄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导演临时更换，原先两集包括春夏秋冬四季的内容被删减成一集。删减一方面破坏了片子的整体氛围，破碎的诗意无法表现出孙犁原著抒情的审美气质；另一方面，也使得电影结构失去平衡，反面角色内容偏多，没有充分表现出抗日战争中人民的觉醒过程。第三个改编版本是一部歌诗剧──《她们的心》。年，电影《风云初记》的编剧之一任彦芳为了弥补缺憾，又创作了电影剧本《荷花淀的女人》。不过，由于当时白洋淀水枯竭，无法取景，任彦芳便将电影剧本再次改编为《她们的心》。后来导演李舒田突然去世，电影的拍摄被彻底搁置。第四个改编版本出自著名作家汪曾祺。汪曾祺以小说、散文知名，也擅长戏剧创作，《炮火中的荷花》是他唯一的电影剧本。汪曾祺同样是一位以抒情见长的作家，他非常喜欢孙犁的作品，也许不无惺惺相惜的意思。年，受北京电影制片厂王好为导演的嘱托，他将孙犁的作品改编成了电影剧本《炮火中的荷花》。这个剧本是根据《荷花淀》《芦花荡》《嘱咐》《光荣》等短篇小说改编而成。虽然影片因为资金原因最终没有拍摄，但改编中汪曾祺准确地抓住了孙犁作品的抒情特征，用画面和对话所展示的电影空间简洁而富有现代感，从文学剧本的角度来说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孙犁的作品很少被成功地搬上银幕，与不同时代主流的审美差异有关，也跟他的创作风格有很大关系。他的小说大都缺少故事情节，散文味道浓厚，与传统以故事为中心的影戏模式间存在着天然的鸿沟。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文学作品需要靠“触电”来普及传播，孙犁的作品似乎是一个反证。当我们看完诸多改编版本之后会发现，孙犁用文字形式创造了一个极致的艺术世界，他的作品好像山间清泉，清澈、纯净、跳动着欢乐的乐章，沁人心脾。在他面前，其他艺术形式的改编总是黯然失色。因此，我们还是更想回到孙犁的作品本身，去体悟那永恒的人性之美，感受汉语文字的悠久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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