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神话中，大禹治水的故事中，提到了神奇的“息壤”和“息石”。这些神土被解释为能够自我生长，用于填平洪水。

然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这些神话中的神土是不存在的。那么，文献上的“息壤”到底是什么呢？

在距今—年的龙山时代，史书记载的五帝时代，古人的饮食结构是怎样的呢？据河南考古研究院蓝万里指出，这一时期，河南地区主要是以粟黍为主，但是稻米的普及率已经相当高，这标志着“五谷”传统农业格局已经形成。

学者李硕在《翦商》一书中，独辟蹊径地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粟黍和稻米的“千粒重”问题。粟黍的平均千粒重一般为2克，而稻米的平均千粒重一般在16-34克之间。

因此，在考古研究中，不能只看出土的粟黍和稻米的数量，还需要看它们的重量。根据考古发现，李硕认为新砦遗址（距今年—年，被认为是夏启都城）和二里头遗址的主粮都是水稻。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古人以农业种植为主，同时也有渔猎和驯养家畜的活动。因此，农田对于部落的存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绝对不能被破坏的。

可以说，帝尧时期的古人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社会，而农田则是这个社会的基石。

原始社会时期，中国先民的生活轨迹基本遵循着山地到平原再到低洼地带的迁移。这种迁移的驱动力源于古人对于农业种植的需求，他们需要找寻相对平坦且临近水源的地方作为种植基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人最终在种植区附近定居，这也成为了平原地带古城的雏形。史书记载，在帝尧时期，洪水肆虐，地势低洼的民众受到了严重威胁。

这里的“下民”既是指社会等级的称呼，也可以理解为地理空间上的称呼，意味着帝尧居住在高处，而“下民”则居住在地势低洼的地方。

中国拥有1.4万年的农业种植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发源地之一。早在多年前的五帝时期，中国的农业已经相当发达，考古发现表明当时中国已经有了以水稻和粟黍为主的粮食种植格局。

因此，“下民”无疑是指农业种植者，而“下民其忧”则意味着洪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从而威胁到整个部落的存续。

在帝尧时期，社会生产力并不发达，因此，最先进的挖掘工具可能就是骨耜或者木耜。考古发现表明，浙江田螺山遗址出土的骨耜可能是从水牛肩胛骨上采下来的，形状类似现代的铲和锨。

而在四川金沙遗址，曾经出土过一把木耜，这种木耜是从骨耜进化而来的，形状和现代的铲子几乎一模一样。因此，可以推断，在田螺山遗址和金沙遗址之间的五帝时代，鲧或大禹治水时最可能使用的工具就是骨耜或者木耜。

然而，尽管这两种工具的形状和现代铲子类似，但掘土效率肯定不能相提并论，而且由于材质问题，通常只能用于挖掘相对松软的土壤。

根据史书记载，鲧治水时采取“筑城避水法”，因此需要大量土壤。在当时生产力和农业情况下，农田是最有可能提供大量松软泥土的地方。

因此，鲧治水的“息壤”，可能源自他偷偷挖掘了农田之土。息壤的名称，原本是指呼吸，后来加入了“心”，象征着生命的繁殖生长。

而“息”，也有停止的意思。农田之土，因为可以生长庄稼，所以被称为“息壤”。同时，古代农业中需要休耕，让土地积蓄肥力，因此休耕之地也可以称为“息壤”。

因此，从字义上讲，农田之土符合息壤的含义。

问题在于洪水过后，大量的农田被淹没，部落的农田数量急剧减少。鲧偷采农田之土来治水，这无疑是在破坏本来就稀缺的耕地，肯定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农业生产，使得部落的粮食更加紧张。

因此，帝尧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于是他杀死了鲧（或者是让祝融杀他，或者是让舜杀他，或者把他流放，历史记载不一）。

当然，史书也有将息壤解释为石头凿成的长方形花盆等，但鲧采用的是堵水的方法，所以需要大量的泥土，所以这种解释显得有些牵强。

大禹在治理洪水时，吸取了鲧的教训，不再盲目地用城墙来堵水，而是首先进行地理和水势的测量工作。然后，他改变了一味地筑堤封堵的做法，采取疏导和筑坝相结合的方式。

同时，他还积极开垦和种植，特别是在低洼地区推广水稻种植，如“命令益让民众种植水稻，即使在潮湿的地方也能种植”。

当然，大禹也可能使用了“息土”来治水，但一方面，由于形势紧张，他得到了帝舜的授权，另一方面，他还在不断开辟农田，既考虑了治水，也考虑了农业生产，因此，他使用“息土”并未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