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方德万（HansVanDVn）

翻译：姚永超、蔡维屏

《东方历史评论》

近代中国海关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年共产党在中国赢得政权后未几结束。一个世纪中，它的身影不仅出现在中国的内陆腹地，还出现在远在西北的乌鲁木齐，甚至是西南的喜马拉雅山。

无论沿海，还是内陆，海关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个重要机构，也是唯一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

近代海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提供的监管加速了中国的国际贸易，以及支持了涵括中国、欧洲、亚洲和美国在内的跨国人际网络。它不但支持中国以平等的民族国家身份加入到新的外交体系，同时促进中国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打造国际惯例，譬如航海公约。海关职员在私人闲暇时，是收集者、翻译者、语言学家和学者，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中国在国际文化和学术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晚清到北洋，再到抗日战争乃至国共内战，海关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并且触及许多面向，进而影响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崛起，以及抗日战争等。海关同时也从根本上形塑了这一时期统治中国各个政权的形态。

以下文字受权选摘自《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山西人民出版社，年7月出版）导言部分。

这已是我们的过去。企图抓回它是徒劳的，所有理智上的努力都是枉然。过去隐藏在某个边界之外，理智无法可及，对一些事物（因为这些事情将让我们产生某些感觉）我们一无所知。在我们自己死亡之前，能否偶遇到这些事物，全要依赖于运气。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lProust），《追忆逝水年华》

当我在年初次踏入老上海时，它的建筑仿佛是远逝时代的废墟。20世纪前半叶霓虹灯光照耀下的那些别墅、银行、饭店、商场、娱乐厅、酒吧和俱乐部，虽依然存在，却都已年久失修。窗框锈迹斑斑，抹灰成屑，绘画剥落，屋顶支离破碎。20世纪30年代，世界名人诺埃尔·考沃德（NoёlCoward）和萧伯纳（G.B.Shaw）曾经下榻过的极为奢侈的饭店，当我们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入住时，却会在晚上被老鼠吵醒。上海富人曾住过的乡村别墅风格的豪宅，在年后，被分割成了许多独立部分，一个家庭只有一个房间，厨房和卫生间都需共用。上海已经不再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已经变成了一个单调乏味、尘土飞扬和灰蒙蒙的、人口拥挤的地方。20世纪30-40年代曾在和平饭店演出过的爵士乐团的成员，如今只有偶尔在夜间进行一次表演。

即使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的衰老仍然证明了以下观点正确，即外国的影响是短暂的，而改变中国的力量主要存在于农村。共产党通过动员农民、顺应中国自身的变化，成功地取得了胜利。年后，除少数国外同道者和苏联专家被安排住在北京的友谊宾馆之外，其余所有外国人均遭遣返。不久后，苏联专家们也被送走了。作为这一系列巨变的反映，上海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被上海市政府取代而为其办公之地。“文化大革命”期间，始建于年的上海海关的大钟敲响的不再是西敏寺大笨钟的曲调，而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东方红》”。

又经过了25年，把现今中国兴起的主因归于农村革命的叙事变得不再那么有说服力。曾经逝去的过往如今以强势之姿回归，包括它原有的城市和外国的面向。人们可以再次听到上海海关钟楼敲响西敏寺曲，只不过因为交通的嘈杂而显得有些微弱。原来在外滩上的上海汇丰银行大楼又重新为银行物业所用，改成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总部。上海再次吸引各式各色的人汇聚，如来自亚洲、中东、非洲、欧洲和美国的商人、银行家、作家、艺术家、学者、律师以及游客，等等。上海又开始筹办大型体育赛事和流行音乐会，吸引了巨大人流，就像是昔日的上海赛马场，富人赛马，穷人赛狗。这个城市与外国相关的历史不再被视为羞耻的过往，而成为了人们饶有兴味的探索对象。咖啡桌上的书籍，回忆着年前的往事，各种书店里摆满了重印的年前的老上海地图。在晚清和民国建筑式样的饭店里，穿着旗袍的女侍者来回穿梭。商务、商店和银行，都在炫耀年前的那段光辉历史。当今的中国海关，提起年前的往事，也充满自豪。因为与外国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半期有所联系而繁盛的其他城市，如广州、天津、武汉、厦门、宁波、大连、重庆等，其情况与上海大致相同，也都再次崛起；尽管现在中外各个城市之间的交通工具已经由飞机取代了轮船。

本书主要聚焦在中国海关。这一机构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动乱中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年共产党在中国赢得政权中结束。这一个世纪中，无论沿海还是内陆地区，海关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个重要机构。最初，海关的职责仅仅是对外国轮船运到的货物估税，甚至还不是征税。不久之后，海关集多种功能于一体，超越了一个单纯的税收机构。近代海关建设灯塔、设置航标、竖起信标、管理港口，这些设施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近代海关还资助外交使臣出访，促进中国参与博览会和世界会议组织，把中国带入一个由主权民族国家和跨国际组织所建构的新世界外交秩序。近代海关收集气象资料，便于天气预报。还督办同文馆，培养外交人员，提供自由教育，翻译西方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和法律著作。海关曾数次帮助中国建设现代化的海军。年后，海关深深地涉入中国的外债事务。海关干预中国外交，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它让中国免遭瓜分。到了年，海关税收有长达二十年已经占据北京政府总税收的1/3至1/2。辛亥革命后，海关延揽了关税的实际征收，到年抗日战争爆发。从年起，身为海关首脑，即总税务司，又必然地负责起中国的内债事务。20世纪30年代，海关执行国民政府所制订的高关税政策。而这个政策之所以可以执行的背后，是相当依赖着一支约有70艘舰艇所组成的缉私舰队，藉由它们在中国连绵而成的单一海岸线上集中巡逻。

简而言之，这个机构在字面上虽然称为海关，但它的身影不仅仅在中国的内陆腹地可以寻到，还出现在乌鲁木齐，甚至是喜马拉雅山。海关证明了它是持续耐久的，因为它渡过了年专制王朝崩溃、民国初期的内战和国民党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崛起。它甚至也在中日战争中存活了下来，尽管最后几乎是气息奄奄的状态。

近代海关在制度上是非常奇特的，形式上它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机构，总税务司及其下属都是中国政府的官员，并向中国监督汇报。不但总税务司可以完全控制海关，而且在年之前这个职位一直都由英国人担任，其后才由一位美国人接续。近代海关促进了中外贸易，并带动了像上海这样近代城市的兴起，使得来自各地的人员和商品在这里汇集，形成了一种新的布局。近代海关的高级职员都是外国人，他们来自所有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大致按其国家对华贸易的重要性来决定比例。该机构同样雇用了许多中国人，最初仅是低级职位，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不再新聘外国职员，中国人相应地就逐渐占据了较多高级职位。近代海关的世界性特征，也导致了尴尬局面的发生。当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由于总税务司人在英国，他的职位由当时担任总务科秘书的日籍税务司岸本广吉代理。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要求下，他对海关全体职员发布抵抗自己日本同胞的命令。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岸本广吉（KishimotoHirokichi）一直被视为国民政府体制内海关的第二把手。我认为最好把近代海关看成是一个边界政权（frontirrgim），它有双重含义。其一，这个边界政权有自己的一套制度、规则、实践、官职以及在边界监管货物交易、船只往返、人员进出的规程。其二，它自身还是一个在边界地带的“王国”：它是一个“国中之国”（impriuminimprio）。近代海关是一个带有世界性特征的行政机构，有它自身的结构、气质、团队精神、传统、政策、章程和法规，独立的武装力量以及自己一套独特的外交。海关也有它自身的神话和幻想，而这一点对最后几任总税务司尤为重要，因为海关的终点似乎已经可以看到。近代海关以相当独立的姿态，在介于脆弱的中国和过度扩张的欧洲帝国的前线之间运筹帷幄。当中国面对欧洲帝国所带来的新式贸易、外交和战争而感到束手无策时，近代海关趁机而入、扩张自己。在这里，我借用由吉尔·德勒兹（GillsDluz）和菲利克斯·加塔利（FlixGuattari）在《千高原》一书中所创造的一个词汇—官僚主义式的根茎（aburaucraticrhizom）。这个词汇的意思是指，在一个实体里凡事都是互通互联的，而且它也向四面八方到处蔓延，哪里有空隙就往哪里去；它本身既有多种面向，也可复制。2恰如海关成员这么称呼他们的机构—“机构（thSrvic）”，或者更常见的—“海关（thCustoms）”。

在分析和描述近代海关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中，我首先要强调的是总税务司的角色。由于他们是该机构的独裁者，其看法和政策对海关历史的形成至为关键。其次，我也强调决裂点和转折点。海关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是极为重要的，例如海关对年抗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就没有准备。再者，从事这个研究时，我所获得的一个意外之感是财政、银行和债券市场对形塑中国近代历史是多么的重要，而这点在过去经常是从革命和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诠释的。因此，财政在本研究中特别显著，尤其是在本书的后半部分。第四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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